經濟減速的性質與對策

經濟減速的性質與對策
　此次經濟下行顯著有別於過去10年(甚至30年)有兩方面：一是盡管2季度實際經濟增速可能已下落至7%附近，但就業市場變化不劇烈；二是經濟的短期波動(存貨周期)變得不明顯，甚至可以說消失。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宏觀條件面臨重大拐點？從供給面上講，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中樞或已顯著下移；從需求層面上講，中國或正在經曆一次“債務緊縮需求”的沖擊。中國經濟如果仍要保持相對高增速，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，具體政策的核心應是資源配置機制。
供應面：潛在增長中樞或已顯著下移
　　從實證的觀點推斷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因素(供應面)或早已在發生變化。因為潛在經濟增長的變化不可能是突變的，中國潛在增速的下降或始自2004年就已開始了。因為之後的每次經濟下行，需求政策一刺激必然會發生一輪明顯的通脹，說明總需求總處於大於總供給狀態，這意味著供給方實際上在發生減速。從經濟規律上理解，當所有要素的成本都在上升時，如果供給函數(發動機)沒有發生變化的話，產出一定是減速的。　
　　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經濟潛在增長水平下移的分析視角。
　　一個經濟體的潛在增長水平是由其內在規律所支配。簡單將人均GDP指標的解構(人均GDP=(GDP/就業量)×(就業量/適齡勞動人口)×(適齡勞動人口/總人口))，經濟的潛在增長由三部分因素所決定：即生產率、勞動參與率和人口紅利。其中參與率與人口紅利是人類社會的結構性因素，它們為經濟增長提供所不可抗拒的增速和減速因素。
　　中國過高的勞動參與率反映了教育回報率低下，背後的因素是投資和基建領先的結構，經濟中知識型、創新型和價值因素缺乏，勞動力不需要過多教育積累進入市場。其他還與社會保障的短缺和低勞動力成本相關。從趨勢上講，未來中國勞動參與率下降合乎現代社會的發展規律。
　　2013年中國最寬口徑的適齡勞動人口(15歲至64歲人口)將停止增長(蔡昉，2011)。中國的中青年勞動人口或在若幹年前就已經過了峰值，比如15-29歲年齡段的人口1990年代初就經過了峰值，過去20年一直在下降。從增量上來說，未來十年勞動人口的變化將更加劇烈。
　　故此，隨著結構性紅利的時間窗口關閉，如果中國經濟未來還要保持相對較高的潛在增長水平，關鍵在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。在經濟增長的索洛源泉的討論框架中，勞動生產率=(GDP/資本)×(資本/勞動量)=資本回報率×資本勞動比；其中資本回報率靠全要素生產率來支撐。但隨著人口紅利窗口的關閉，資本密集型路徑就會遇到瓶頸。因為單純依靠資本勞動比來提高和維系勞動生產率時，全要素生產率會越來越受到擠出，即符合所謂投資回報率遞減的規律，要想減消負向因素的影響，得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，即所謂效率的提高。這包括資源要素配置的重構所產生的效率(這涉及到產業結構變遷和分工深化，為制造部門服務的交易部門要迅速成長，高效率的市場需要建立)；也有企業內部的效率(這涉及到技術進步和流程的改進)；但在現實經濟中，政府主導和政府經濟活動的擴張往往是效率改進的天敵(因為交易部門的成長和技術創新都需要高效的法治、清廉的政治和透明的市場規則)。
　　世界銀行(World Bank)經濟學家高路易(Louis Kuijs，2009)和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伍曉鷹(2009)的研究都表明，中國過去十年經過高速資本密集化路徑後，勞動生產率的改善面臨著巨大的瓶頸。劉煜輝等(2011)計算的中國資本回報率過去三年出現了顯著下滑。
　世界銀行(World Bank)統計，對於目前世界上後起的發展中經濟體，經過中等收入階段，最終又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，其實只有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以及中國的台灣和香港。這被稱之為“中等收入的陷阱”。為什麼經濟增長不再持續？核心在於，過去高速發展的因素(人口紅利)沒了，生產率難以提升，特別是全要素消退成為經濟成長減速的關鍵因素。